说的优点和弊端都日益明显的形势下，仍要求儒生们尊一师之说，守一家之学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。

　　孝顺皇帝时，曾规定诸生举孝廉，务必试家法，但此后以经术举为孝廉的儒生中，有许多不墨守家法而博学多识的人物，如服虔先为太学生后精研，被举为孝廉。可见“试家法”的规定未能严格执行。卢植大师通古今学，不守章句，竟被任为博士，郑玄大师更是不专一师之说的博学之士，也被征为博士。由此可见到了孝灵皇帝朝，连太学博士的家法也开始动摇了。

　　自光武皇帝以来，本朝儒生大都研习两经以上的学问。而且古文经学兴起后，今、古文经兼治成为一时的风尚。儒生们越来越向着通学的方向发展，相当大一部人甚至学通五经，还有不少人是今、古文兼修，且兼治谶纬、数术，比如蔡邕、荀爽、杨彪、郑玄大师等人。

　　另外，经文文本的正定和统一，也大大促进了“通学”的发展。在经学传授中，因为师法家法的不同，以及今、古文经的不同，经文文本的差异非常大。经文不统一，经说自然更无法统一，有些儒生为了谋取利益甚至还在经籍文字上作手脚。所以自本朝中后期开始，经文文本不断被正定、统一，规模最大一次是熹平四年，孝灵皇帝下旨，令五官中郎将堂溪典，光禄大夫杨赐，谏议大夫马日磾、议郎张驯、韩说，太史令单扬等人正定六经文字，并由蔡邕书丹于碑，立于太学门外。

　　古文经学的发展，今文经学的衰落，师法家法的淡化，经文文本的统一，种种事实证明，今、古文经学的融通是必然的，郑玄大师的新经成为官学也是必然的，无人可以憾动新经的地位。

　　郗虑和赵松闻言，大喜过望。

　　李玮是大汉朝丞相，是一位年轻的丞相，他的仕途至今看来还是非常辉煌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李玮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，他对新经地位的肯定基本上可以代表天子，代表朝廷。有了李玮这句承诺，新经在天下稳定后将得到迅猛发展，郑玄大师在新经中的巨擘地位也有了坚实的保障。

　　“但是，新经有两个不足的地方。”李玮望着喜形于色的两位大臣，缓缓说出了一句令人心惊胆战的话。

　　“本朝今文经学的儒生们一般抱残守缺，穿凿附会，而古文经学的儒生们虽然在学问上比今文经学的儒生们要广博得多，但仍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和桎梏，最显著的便是学。古文经学的拘泥于象数卜筮，支离琐碎，可厌之处和今文经学的学相差无几。”

　　“郑玄大师在融合经今古文经学的时候，在注解学的时候，依旧没有摆脱这种束缚和桎梏。他在注解中掺杂了大量的谶纬并且解经烦琐，这正是昨天遭到王朗、宋衷、高堂隆和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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